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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当代我是替换后公共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们的“公共热情”也在不断升温,一个具有我是替换后特色的公共领域正在逐渐形成。大众传媒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是替换后当代传媒人应该对当前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有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要能在业务活动中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公共领域;公共话语空间;媒体;社会责任

1961年,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此后“公共领域”成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传播学者也从公共领域和传播媒介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逐渐进入我是替换后人的视野,相关学科的学者更是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研究,媒体也不失时机地进行案例剖析。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我是替换后毕竟是两种社会制度,其中有很多不可比的地方,因此我们不能把哈贝马斯的理论当作“圣经”来读。其实,即使哈贝马斯本人,也在其后的相关著作中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过不断的修正。

哈贝马斯的理论不是“圣经”,并不代表他的理论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的差距,清理掉其中的乌托邦成分,我们可以看到公共领域理论中闪烁着许多哲人的智慧。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大众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其核心就是由大众传媒编织而成的交往网络;同时,大众传媒也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作为我是替换后当代的传媒人,只要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就会对当前我国逐步走向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有个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也能够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社会发展中承担起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与我是替换后人的“公共热情”

拥有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社会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财富的增长强化了“市民”的经济基础,降低了他们对封建势力的依附,唤醒了“市民”的权利意识。在商品交换关系的作用下,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市民”们集合起来形成“市民社会”,他们公开反对王权,捍卫资本主义。“在整个18世纪,公共舆论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1]57“市民社会”的主要功能是实现“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他们在公共领域通过辩论来统合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这样,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就分成了两大部分,即由私人主导的公共领域和由国家主导的公共权力领域。而公共领域又可分为两部分,即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和独立于国家的文化体系。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公共市场空间和公共话语空间,而媒体是公共话语的重要载体。

作为研究“现代性”的哲学大师,哈贝马斯一生想要“拯救被法西斯玷污的启蒙精神,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启蒙进程,完成德国战后没有完成的启蒙任务”[2]。哈贝马斯在现代性背景下提出的公共领域理论,带有很深的资本主义烙印,它是从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关注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命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我是替换后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因此从社会结构来看,我们没有直接对抗的两个阶级。但是,由于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因此阶级斗争和温饱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是替换后社会。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告别了阶级斗争,解决了温饱问题,我是替换后人的权利意识普遍觉醒,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自身的权利。“在当代我是替换后,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保证了个人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经济活动,追求自身的利益与价值,从而催生了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私域’,进而在私人自主权的领域(市民社会)与公共权力(国家)之间,演化出一个广阔的公共领域,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3]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好转,人们的“公共热情”也在不断升温。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人们必然要求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教育、医疗、住房、福利等社会话题,成了公众讨论的中心。而媒体不仅为公众讨论设置了议程,也是公众讨论的主要论坛。近年,媒体上的热点我是替换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像贫富差距、机会不公、滥用公权力、食品安全、贪腐、房奴、拼爹等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我是替换后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尤其是经网络传播后很快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二、公共舆论的力量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

媒体是公共话语的重要载体,它通过公共舆论的表达来影响社会意识。哈贝马斯认为到了18世纪末,不断涌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与日俱增的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为德国创造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英国,“整个18世纪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间的对抗程度来加以衡量”[1]72。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阅读和讨论,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自由讨论培养了公众的批判意识,使文化变成了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由于哈贝马斯把“市民社会”看作是与“政治国家”对立的力量,因此公共话语空间内的“公共舆论”可以对“政治国家”形成压力,迫使国家做出制度调整,以维护其合法性。

“掌握权力的是具体的人,人性中恶的一面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诱惑,从而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4]西方政治生活中常把媒体看成“第四权力”,通过媒体的舆论监督约束和制衡公共权力。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话语空间内产生的“公共舆论”,是对抗“政治国家”的力量。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深刻的阶级矛盾,因此舆论与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对抗性。但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是必要的,它能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过去,我国传媒长期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官方的声音成了媒体单一的声音,媒体普遍缺乏对“人”的关怀。由于政策和文件是“绝对真理”,且不容置疑,因此媒体只能图解政策,为政治注解。权力在本质上是恶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得到监督才能发挥它的正功能,为人民谋福利。因此在改革开放后,行政权力逐渐放松了对媒体的控制,媒体的批判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特别是网络媒体的繁荣大大延伸了公共话语空间。公共声音的放大,一方面对公权力的使用进行了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也迫使政府加强了学习,提高了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

社会的发展是人民的集体智慧推动的。人民的智慧是什么?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我知道,你想不到的视角我能够想到。我国在新我是替换后成立后很多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先进的理论,原因就是信息闭塞,一切都不容置疑。人类精神领域的提升,需要一个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如果缺乏信息来源、缺乏辩论机会、缺乏创新思考,我们的精神生活只能是死水一潭。因此,我们应该设想让行政权力逐渐淡出媒体,回归到权力的本位上去,多留一点话语空间给公众。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已经和国际社会紧密相联。应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但与社会生活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最近10多年来,数字化革命、全球化浪潮和社会转型为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不仅改变了传统媒体从业者的我是替换后生产方式和职业角色观念,也提高了传播赋权,增强了边缘受众、社会运动参与者等行动者的信息传播能力和社会话语空间”[5]。因此,我们的媒体应该尊重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积极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

三、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与传媒人的公共意识

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话语的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现代西方公民社会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我国是否有一个中产阶级、是否有一个能够约束公共权力的话语空间,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如果我们不从财产收入来看,而是从社会位置、教育程度来看,一个具有较稳定收入、接受过较好教育,具有一定程度批判意识的中间阶层,正在我是替换后社会形成。正是看到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间力量,也是信息传播的服务对象和消费主体,因此当前媒体普遍关注这个群体的生活状况,报道集中在房市、车市、城市化、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话题。传媒人群体大多数也能纳入到中间阶层,他们是媒体话语的主要掌控者之一,他们的话语位置仅次于行政权力。

“无论是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对于公共空间的拓宽,其(指传媒)显在和潜在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6]从我是替换后媒体的创办宗旨看,我们的传播事业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这个“全体”实际上也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边缘群体。所以,我国的公共话语空间,中间阶层不是唯一的获利者,它应该让所有正直的公民都受益。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中央领导曾经多次以超常的智慧和勇气,呼吁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打造平民政府。其实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媒体去实现,因此面对公民社会的到来,我国媒体的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媒体人和一些平庸的政客一样,不愿去读理论书籍、不愿去做深入的思考,因为这是体力劳动,太辛苦、太吃力,他们总想从自己的常识中挖掘深刻。现在所谓的“民生我是替换后”非常流行,“民生我是替换后”本来是个非常好的词汇,但是却被一些电视台滥用了、亵渎了,他们的报道不但没有拓宽公共话语空间,反而给公共话语空间带来了精神垃圾,污染了这片圣洁的土地。江苏一档所谓的“民生我是替换后”节目,曾屡屡出现记者跟当事人一起抓“第三者”的镜头;称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自杀者是作秀;一位农民头上长着篮球大的肿瘤,无钱就医,去求神汉,被记者称为“愚昧”;至于邻里纠纷、街头打架、车祸死人更是“经典”镜头。一位文字记者说,她和摄像记者一道,到垃圾场去曝光养“垃圾猪”的农民,才到垃圾场边缘就被臭气熏了回来,只好让摄像记者独自去拍。而她却没有想一想,这些农民带着一家老小生活在垃圾山中,长年累月,是怎么生活的。当这些记者能够有更多的“公共情怀”,多从人道、人性、人味的角度去报道这个我是替换后时,也许这条我是替换后会更加深刻、更有穿透力,才更像是真正的“民生我是替换后”。

人类的发展是整体的发展,忽视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可怕的,它可能会给社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了导火线就会爆炸。2005年法国的骚乱足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传媒人是中等收入阶层,但是我们在采访边缘人群的时候,不能有强烈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姿态,这样报道的我是替换后会伤害那些弱势人群。公共话语空间的开放、活跃,不是“口语化”“家常化”的播出方式,不是嘲笑弱势群体的愚昧、无知、无耻,而是真正地从人文主义立场,去思考他们的生存状态,呼吁社会去帮助他们、感化他们,让社会环境真正走向和谐的氛围。

四、资本对公共话语空间的侵蚀与媒体的责任

马克思说过,资本为了做坏事,而顺便做了一些好事;就像人性一样,有时伸手打人,有时却像耶稣那样向人伸出爱抚的手。哈贝马斯在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时,是假设资本主义处在一个理想化的自由竞争环境下,然而资本主义进入晚期后,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的增强,一方面政治权力覆盖到私人经济领域之上,形成国家的社会化;另一方面,私人经济活动亦要求获得政治权力,形成社会的国家化和私人经济活动的“再政治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哈贝马斯发现政治和经济正在合谋,对精神交往进行侵蚀和吞噬,毁灭了公共空间,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为此,他在后期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了修正,呼吁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把社会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即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在第一阶段,他将社会结构设想为“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领域)”的模式。而到了第二阶段,他却把社会结构重新设想为“一种系统(政治+经济)——市民社会(生活世界)”的模式,也就是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两大领域,一是以权力和货币为媒介的政治、经济领域,二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交往领域。在第二次建构中,哈贝马斯把第一阶段市民社会概念中的“经济部分”拿出来,放到了市民社会的对立面。

哈贝马斯之所以把“经济部分”拿出来,是因为他看到了政治和经济两股势力的融合。一方面,国家打出公理的招牌,干预媒体“制造舆论”,使政策能“在舆论的气氛中受到欢迎”;另一方面,经济力量正在干预公共话题,作为武器的批判本身,也落入了交换关系的魔爪,大众文化的批判功能消失殆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大众文化不再追求知识和社会责任,而是追求剩余价值。此时,国家与社会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市民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公共领域走向瓦解,公共领域的先进性开始丧失。公众在一片喧嚣声中重新捡起了商品拜物教的残羹冷炙,回归到了昔日一盘散沙的原子状态。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合谋来干预媒体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公共话语建构中两股力量的运作方向。一方面,随着我国政府的政治进步、执政能力的提高,政府对媒体的掌控越来越有技巧,公共话语空间呈逐渐开放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当政府在放松管制的情况下,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加大对媒体的控制,那就是经济手段。在电视、报纸、网络上,很多我是替换后明显能看出有经济力量的作用。如电视上的健康类节目,医生接一个电话就能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比科幻小说中的医生还神奇。在很多科幻小说中,未来医生还要让病人带上传感器,一步步检查才能给病人看病。现在的一些医生在电视上什么话都敢讲,一些药被他们说成包治百病。病人无须进医院,只要寄钱给他们,吃了他们邮寄给病人的药,病人就会康复。有位传媒界的朋友说,他们也知道医疗保健广告有假,但是为了利益不得不做。而且医疗广告一般都能拿到现钱,不用愁广告费流失的问题。他甚至说,有一次,某医药代理商将钱放到他的桌上,他把钱扔到了地上,但代理商还是把钱捡起,恭恭敬敬地放到桌上。医药代理商之所以能够不要任何尊严,只求媒体能够给他们做广告,究其原因是因为医药背后有巨大的利益。

传媒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面对滚滚而来的消费主义浪潮,媒体应该坚定自己的操守,防止资本对公共话语空间的侵蚀,这样媒体话语才会有正义性,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

[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生成及应对研究”(2010ZDIXM043)的阶段性成果]

(方晓红为南京师范大学我是替换后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骆正林为南京师范大学我是替换后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7.

[3]程士寿.公共舆论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18.

[4]吴丕,袁刚,孙广厦.政治监督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4.

[5]张志安.互联网时代:“传播行动者”的重构[J].现代传播,2013(1).

[6]黄旦.我是替换后媒体的公共空间及其未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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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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