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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的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对苏联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客观分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会发现这一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在改革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使我是替换后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冲击着苏联的僵化体制,提高了政府反腐能力;有助于促进政治改革。不少研究把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视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严格地说,是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的走形而非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本身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我是替换后媒体;我是替换后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期,苏联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他重新思考内政外交政策,形成一套“新思维”,决定实施改革,其中“公开性”成为改革的关键词。戈尔巴乔夫在我是替换后领域推行以“公开性”为旗帜的我是替换后改革,对苏联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的必要性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此时的苏联内外交困,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长期奉行的军备竞赛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苏联被西方人讽刺为“有庞大军队的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苏联领导人频繁更迭,党内生活腐败、管理僵化,社会发展困难重重。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困境使改革变得十分迫切。

政治方面,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长期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将这股不正之风发挥到了顶峰,他独揽党、政、军大权,大搞个人崇拜,任人唯亲,精心搭建自己的权力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着苏联社会的正常发展,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泛滥。

经济方面,由于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农业和轻工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苏联军事开支费用庞大,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真正弄清,据估算,苏联70%的经济都在以某种方式服务于军工业,戈尔巴乔夫抱怨道:“我们搞出来的坦克比人还多。”[1]1975年后,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不断下降。“社会总产值1976~1980年降到4.2%,1981~1985年降为3.6%,国民收入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降为5.7%,下半期降为4.3%,1981~1984年降为3.5%。”[2]特权阶层的特殊消费以及大量黑市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1983年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落后于美国,1985年日本经济呈现出超越苏联的发展势头。

文化方面,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使苏联文化事业遭受重创。苏联在文化领域设立禁区,实行严格审查,知识分子学术自治机构被取消,科学院等一些原本独立的机构也被收归为国家机构。此外,苏联政府还利用丰厚的物质报酬拉拢“自由派”知识分子。文化发展变得停滞和僵化,这导致人们思想守旧,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泛滥。

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就采取一连串措施调整经济。比如,制定“加速”战略,精简各部门人员,但收效甚微,一年后经济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很多措施在实施中遇到阻碍。

初期经济改革的失败使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体制中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想恢复经济发展,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但是改革依然不顺利,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对领导干部实行差额选举,但他发现“新上来的干部依然背着过去的包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在工作中仍然沿用旧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3]

高度的文化专制进一步阻碍着改革的进行。文化专制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高度僵化的政体和政党崇拜、领袖崇拜等。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热衷于利用个人崇拜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苏联的民主政治遭到极大破坏。

种种挫折使戈尔巴乔夫看到小修小补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办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体制”。[4]

面对上层的重重阻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迫切需要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这就必须公开信息使民众认识到真实的社会现状和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在“缺乏公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某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不仅普通人,就连一些负责人也是如此”。[5]63正如郝伯特分析的那样:“在那没有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场合中,受压制的人民将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并安于贫困潦倒;而没有人民的支持,坦率和公开讨论的局面绝不可能形成。”[6]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放松对我是替换后媒体的管控,促进信息的有效传播和沟通,使民众获得表达言论的平台,这对长期受压抑的民众具有很大吸引力。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最初的内涵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公开性”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公开化和政治决策过程公开化;第二,执行政策过程公开化,党和政府要真实、及时地公布情况,揭露和批评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第三,最大限度地扩大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鼓励人民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7]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我是替换后媒体的作用,我是替换后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既提供纷繁复杂的信息,也使民众的观点、意见等得以传播、沟通,我是替换后媒体是发扬公开性的重要阵地。

戈尔巴乔夫试图从舆论上打开改革之门,对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给予厚望。“公开性是对毫无例外的一切管理机构的活动进行全民监督的有效形式,是纠正缺点的强有力杠杆。”[5]90

二、推行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的价值与意义

我是替换后媒体是扩大公开性最有力的工具。在改革初期,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也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我是替换后公开性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加强。苏联长期奉行高度集权的我是替换后发展模式,媒体从属于各级党政机关部门,作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发号施令,而几乎没有舆论监督功能。这个我是替换后体制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其后历届苏联政府基本沿用这个体制。苏联的我是替换后媒体言论高度统一,政府处于报刊的监督范围之外。

舆论监督本就是我是替换后媒体的功能之一,赋予我是替换后媒体监督职能,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我是替换后公开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谈到舆论工具的监督作用时,他认为舆论工具应当“成为民主监督的保障,监督决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监督这些决议的完成情况”。[8]

“公开性”中的我是替换后媒体打破封闭的现状,媒体公开报道苏共中央的重大党政活动,如中央政治局会议、领导人与外国政要会晤、答记者问等。报刊、电台、电视台就政治、经济问题组织公开讨论,有的报刊还安排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在媒体上对话,或者开通热线电话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苏维埃文化报》等报刊还开辟“直言”专栏,专门刊载群众言论。政府和媒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顺畅,苏共二十七大、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等都得到了公开报道,会议的时间、地点、要审议的问题也提前公布出来。

一些事关重大的事件也被及时报道。过去一些被视为“家丑”的事件得到充分报道,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黑海沉船事件、哈萨克学生闹事等都得以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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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立娟(实习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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